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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沒說出的心里話

    2020-04-07 17:47:19 讀者 2020年7期

    羅嶼

    1992年7月,于是之最后一次登上人藝舞臺。這是他主演的第374場《茶館》。

    然而,演了幾百場“王掌柜”,于是之這次卻卡殼了——對不上臺詞,望著老搭檔鄭榕,叫不出“常四爺”。

    謝幕時,聽著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于是之落淚了。那天晚上,童道明陪他一起走出劇場。站在院子里,于是之望著夜空輕輕嘆息一聲:“從前演戲覺得過癮,現在覺得害怕。”

    于是之知道,自己告別舞臺的時間,到了。

    一個話劇演員,說話卻出現障礙,這對于一個把演戲當作畢生追求的人,打擊之大,除了于是之本人,只有妻子李曼宜最為了解。

    李曼宜記得,于是之那時變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時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過去的什么東西,如相片、文章,又或是別人無意中的一句話或一個表情,都會讓他不愉快,有時他會暗自生氣,有時會傷心落淚,甚至失聲痛哭”。

    李曼宜懂丈夫的情緒起伏,因為他自卑地認為自己“沒用了”。

    正是在那段時間,夫妻倆談到了將來誰先“走”的問題。于是之說:“我要是先走,你會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還能過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過啊!”

    李曼宜說,不如趁著兩個人都在,把他們幾十年經歷的風風雨雨都記下來,將來剩下一個人時,看著它,也是個紀念。

    于是之同意了。他說,他還要寫寫自己的那些“良師益友”。隨后,他在一張廢紙背面擬了個“良師益友”的提綱,提綱的最后一段,寫的是李曼宜。

    李曼宜既好奇又期待,丈夫究竟會怎樣寫她。然而,她最終也沒能等來那個答案。

    2013年1月,被阿爾茨海默病折磨多年的于是之去世。6年后,《我和于是之這一生》出版,94歲的李曼宜在書里記錄了夫妻二人在風波迭起、世事滄桑中的相依相傍,記錄了貫穿他們一生的愛和信任。

    告訴她我愛她

    1949年春天,北平剛剛解放不久,春寒猶厲,但空氣中已有一股暖意。

    就是在這個春天,李曼宜考入剛剛從解放區進入北平城的“華北人民文工團”。當她坐著團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輛小毛驢拉的膠輪大車,來團里報到時,看到在一眾穿著灰粗布制服的團員中,有一個穿紫紅色毛衣的年輕人,跑上跑下甚是顯眼。

    “他這身打扮,不像‘老同志,可又儼然以團里主人的身份在接待我。”李曼宜忍不住暗自思量。

    待大家都安排妥當,“紫紅色毛衣”自我介紹說,他叫于是之。“干鉤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

    于是之只比李曼宜早入團一個月。兩個人熟悉后有次閑聊,發現他們其實在1944年就見過彼此。

    當年,李曼宜和家人住在一個很大很深的院落,一起住的幾戶人家都是知識分子家庭。那年暑假,院里幾家的孩子聚在一起,決定排演話劇《雷雨》。然而大家發現人手不夠,缺個演周萍的人。于是,一個孩子請來了那時還叫于淼的于是之。

    人一湊齊,沒有寒暄與彼此介紹,立馬開始排戲。

    李曼宜被分配演蘩漪。要和一個陌生男孩對詞,她覺得特別緊張,頭也不敢抬,眼睛緊緊盯著劇本。排練到最后,她都沒看過于是之一眼。

    5年后,兩個人再度相逢,提起這段往事,于是之忍不住對李曼宜說:“你那時只顧低著頭念詞,從不抬頭看看,凡是蘩漪的臺詞里有‘我愛你或者‘你愛我的話時,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個‘愛字去掉了。”李曼宜聽罷,抗議道:“蘩漪有這樣的詞兒嗎?我怎么不記得?”于是之說:“有,有,有啊!”

    兩個人大笑。

    也正是在這一朝一夕的相處中,二人漸生情愫。1949年10月,團里籌備演出蘇聯話劇《莫斯科性格》,于是之在劇中飾演男主角維克多。他試圖通過讀書探尋“維克多的戀愛觀”。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自己似乎也有些想談戀愛。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的戀愛頗有苗頭……我每一次分析與創造維克多的時候,總想到她,這能使我在分析中有更濃的感情。”

    這里的“她”,指的就是李曼宜。

    而彼時的李曼宜,其實也是有感覺的。她曾在日記中寫道:“于的問題,現在還很難測,我仍在猶豫……”

    而到了12月20日,兩個人的日記中,都談到了戀愛的事。于是之似乎怕被人看到,心緒全用英文表達。李曼宜則這樣寫道:“我很希望那件事情(當然是指我和他的關系)能明朗化,我是不喜歡在那些事上浪費時間的,我堅持我過去的念頭,那必須是對事業有所幫助的,否則,就可以不去管它。”

    然而就在12月31日,于是之沒能控制住情感的閘門。在1950年1月1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昨天,與曼宜明確了戀愛關系。談得很嚴肅……‘我們算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她坐在爐邊椅子上這樣問。‘就從現在開始吧!我這樣答。我們吻在一起了……我覺得她更美了,我們將很快結婚,我估計在今年春天。”

    許多年后,李曼宜曾聽一位老友說:“當年你們倆戀愛談成了,把是之高興的,回到宿舍里滿地打滾兒,還說‘李曼宜答應我了……”

    不知這是真有其事,還是老友的演繹。不過于是之的欣喜,眾人皆知。他在日記里曾這樣寫道:“快樂的幸福的1950年。”

    當他們倆的感情相對穩定后,結婚一事被提上日程。

    1950年3月22日,劇院(1950年元旦,華北人民文工團改組擴建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為《莫斯科性格》開慶功宴。大概是為了喜上加喜,領導同時決定,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禮也在這一天舉行。

    李曼宜記得,兩個人當年的結婚“禮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發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夾衣,然后洗凈熨平,穿起來相當筆挺”。至于結婚證書、婚紗照,一概沒有。幸好劇院準備了一塊粉色緞子,供大家簽名,緞面上方寫著:“于是之李曼宜同志結婚志喜。”這塊最終被大家密密麻麻簽滿名字的緞子,成了兩個人唯一一件珍貴的結婚紀念物。

    他太累了

    婚姻不是靠你儂我儂就能走遠的,兩個來自不同家庭的獨立個體,勢必相互磨合,才能長久相依。

    于是之有時就喜歡“生悶氣”,甚至會用拳頭捶桌子、捶胸口,夜里跑到院子里用頭頂著木柱使勁蹭,憤怒時還摔過茶杯、暖壺。不過李曼宜說,這已是于是之發脾氣的極限,他不會和人大吵大鬧,“他這個毛病可能也和他后來得的病有關”。

    另外,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討妻子歡心。去莫斯科訪問,路過商店,其他人都進去看,他卻很不情愿,最后還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個精致的雙層針線盒,讓他帶回去送給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嘆:“這樣的禮物,要等于是之送給我,大概是沒有希望的。”這個針線盒,她一直用到今天。

    在某種程度上,于是之是不愛表達的,而他內心的起伏,或許只有李曼宜最懂。

    1984年2月,經北京市委宣傳部部務會議討論,于是之被任命為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李曼宜記得,當年丈夫和自己說:“一想到下一步,只覺得前邊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也要跳了。我不想當官的心情,將來恐怕只有你來證明了。”

    于是之擔任第一副院長的8年,正是北京人藝原創大戲迭出的時期。而這8年,又何嘗不是作為演員的于是之本該有的表演黃金期?作為晚輩的劇作家郭啟宏說:“放下可以繼續輝煌的‘演員于是之,撿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長,有識之士因之扼腕長嘆。”

    李曼宜回憶丈夫作為“行政干部”的那8年,他從來沒有所謂的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來訪,隨時“破門而入”。但于是之最愛聊的,其實還是創作。

    回望這8年,李曼宜在《我和于是之這一生》中寫道:“盡管有人對他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甚至也有人當面或在背地里罵他、批評他,可他為這家劇院真是盡心盡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也全用上了。”

    在李曼宜眼里,丈夫當初明知前面是海,還是義無反顧地跳了下去。“僅憑他那很不嫻熟的‘仰泳,總算沒有被淹沒。但——他,太累了。”

    不能再叫他受委屈

    其實在做“行政干部”時,于是之就有了患病的征兆。比如排練話劇《洋麻將》時,他發現自己的記憶力衰退得嚴重。

    丈夫一邊演戲,一邊做領導工作,備受煎熬且身心俱疲。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92年,在《茶館》演出前,于是之的病狀出現得更為頻繁。那時,他常會忘記別人的名字、忘記地名。

    1994年,于是之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

    那年年底,報上刊登了美國前總統里根患此病的消息。于是之看后,久久沒有說話,過了一段時間,他和朋友們自我調侃:“我這輩子說話太多了,老天爺不讓我說話了。”

    作為妻子,李曼宜也是過了好久,才接受丈夫得這個病的事實。

    最初,一輩子好強的她,覺得難堪。

    在李曼宜看來,那段時間,自己最大的痛苦,“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還會出現什么情況”。她有時也會一個人在深夜失聲痛哭,宣泄心中的凄涼與郁悶。但宣泄過后,她會告訴自己,要面對現實,“是之這輩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絕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對得起他”。

    走向遠方

    于是之患病后,幾乎全部的護理工作,都壓在李曼宜一個人肩上。

    1999年的正月十五,正在廚房的她聽到外面“撲通”一聲。她連忙跑出來,見于是之坐在了地上。她上前扶,沒扶動,自己卻重重地磕在水泥墻的棱角上,瞬間動彈不得。

    她忍著劇痛,一點點挪動腳步,蹭到電話機前,給兒子打了電話。而于是之有些吃驚地看著她,她捂著腰對他說:“不行了,我摔壞了,動不了了。”

    那時的于是之,已經不怎么能講話了,見妻子這樣,忽然急得在地上爬,并大聲嚷起來:“快來人呀!快來人呀……”

    最終,夫妻二人住進了同一間病房。由于要做各種檢查,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每當這時,于是之就特別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跟著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但一下子沒跟上。見妻子沒了影,他更急了,就跟著查房的主任,主任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想問妻子被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不行了,但他沒有能力講出這些話。沒法從主任那里得到答案,他就開始在病房的過道里到處跑、到處找,直到看見李曼宜回來,才安靜下來。

    就在兩個人住院期間,有劇院的同事來看望于是之,說到《茶館》要復排了。李曼宜發現,于是之眼中剎那間閃出了光。

    于是之住院時,為了讓他安心做理療,李曼宜會和他講過去的生活片段:“1949年,南京解放,我們一起上街打腰鼓,‘咚吧咚吧咚吧。”她還會給他念兒子小時候常說的童謠:“小白兔,白又白,兩只(ji)耳朵豎起來,愛吃(qi)蘿卜(gu)愛吃(qi)菜,跑起路來特(tuo)別快!”有時于是之晚上睡不著,她就給他唱《搖籃曲》《圣母頌》這些他們年輕時愛聽的曲子,聽著聽著,于是之就靜靜地睡了。

    在于是之住院的最后歲月,李曼宜風雨無阻,幾乎日日到醫院陪伴丈夫。

    李曼宜不愿別人稱丈夫為“植物人”,她不接受這個冷冰冰的詞。她記得有一次黃宗江在電話里和她說,之前總不理解那些推著癱瘓病人在院里散步的人,可是在自己的老伴兒去世后,他忽然懂了。他說:“即使老伴兒癱在床上,再不能動、不能言,我也愿意守著她、照顧她,這里有我們的感情,不論怎么樣,我們兩個還是在一起的。”

    黃宗江說的這些,李曼宜懂。

    然而最終,于是之還是先離開了。丈夫去世后,李曼宜向北京人藝的領導提出,想讓他和工作多年的“家”——他摯愛的舞臺,做最后的告別。

    2013年1月24日,于是之的靈車從醫院開出,駛向首都劇場。之后,靈車繞劇場一周,停在院內。在一個簡短的告別儀式后,靈車再次啟動。“是之真的出發了,他向西,再向西,走向遠方。”李曼宜在心里默念。

    最后送別時,李曼宜在給丈夫的花籃上寫下“是之,我愛你”。

    這是她一輩子也沒有對于是之說過的心里話。

    (遠 穹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3期,李 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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