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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與供應鏈危機

    2020-04-29 08:20:28 《21世紀商業評論》 2020年4期

    張丹

    COVID-19(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了全球供應鏈中斷,對消費者而言,長時間空空如也的超市貨架和基本物資的短缺匱乏,是顯而易見的影響。人所未見的是,從中國到全球其他國家的供應癱瘓,以及原材料、組裝件和成品的不足,構成了此次沖擊幕后的故事。

    且不論專業醫務人士和各國政府如何竭力防止其蔓延,從規模和嚴重程度而言,2019年COVID-19大流行的暴發,對供應鏈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

    供應鏈中斷的情境下,依賴全球采購的企業在危機管理方面要做艱難抉擇。在規劃如何降低未來相似供應中斷的風險時,他們還面臨著其他若干不易回答的問題:應該拓寬供應商選擇,還是更多本地采購或近岸采購(Near-shore Sourcing)?為度過危機,他們要儲備多少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COVID-19大流行,于全球供應鏈的影響是一種巨大破壞,如同發生地震或海嘯一樣。”沃頓商學院運營、信息與決策學教授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表示,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破壞,我想我們從未見過如此情形。”

    醫用優先

    供應鏈堵塞是一個“第二序問題”(A Second-order Problem),首要任務是確保醫療用品的供應。

    沃頓商學院運營、信息與決策學教授桑提爾.維拉哈凡(Senthil Veeraraghavan)表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醫療設備、醫療產品、生產設備、口罩、紗布、消毒劑等的供應,未來數月內,這是我們照顧即將見到的大批感染者急需的。”

    維拉哈凡指出,基于感染人數的預測,僅美國就要組織一個供應鏈,“為大約1億人提供檢測和治療”;隨著社區間的隔離,測試工具包在美國的需求峰值估計將高達500萬或600萬。

    將這些測試包運往全國各地的恰當地點,構成了下一個巨大挑戰。“這就是為何大量流行病專家、供應鏈專業人士突然開始討論我們所謂的‘拉平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以幫助實現生產平滑(Production Smoothing),” 維拉哈凡說。

    科恩表示,就供應鏈中斷的程度而言,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可能是與新冠病毒疫情最接近的情況。

    “這次也是史無前例的,具有全球影響且涉及多個層面。冠狀病毒是一種自然災害,并非由政府、政策或經濟人的行動所造成。”沃頓商學院運營、信息與決策學教授馬歇爾·費雪(Marshall Fisher)指出,以2011年大海嘯的供應鏈危機作為分水嶺,“9.11”恐怖襲擊、2008年大衰退和醫療恐慌(即2013 – 2016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02 - 2003年的SARS病毒)在內,均是關鍵的破壞性事件。

    2011年的地震和海嘯是短暫的,“我們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科恩指出,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冷卻系統失靈、堆芯熔毀,引發放射性廢物的泄漏,一直持續到今天,“該國事發區域的許多工廠關閉了,他們是全球供應鏈上關鍵零部件的供應商,各公司花了數個星期才恢復過來。”

    當時有報告指出,地震襲擊的日本東北部地區,剛巧是大量半導體、汽車零部件和其他出口零部件的工廠所在地,中國相關的制造業因此陷入癱瘓。

    無能為力

    每當供應鏈出現持續中斷后,企業均會提升其風險緩釋(Risk Mitigation)工具。

    2011年海嘯之后,“在供應鏈風險管理政策、戰略和基礎設施方面,思科、波音等公司進行大量投資,以便他們能清楚此類事件并理解其后果。”科恩解釋說,“目前,存在一種相當易理解的方法,多數大公司均有某種適當的供應鏈風險管理流程。”

    然而,此類風險管理程序并不健全,不足以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這次在規模和程度上前所未有,我們從未見過這般混亂,許多國家告訴其人民,留在家里,不要工作,隔離封鎖遍布世界。”

    企業必然要重新審視其在采購原材料、零部件或成品方面的戰略。

    維拉哈凡說,過去20年,供應多樣化的概念集中在持續降低成本,比如,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等公司的產品,在美國、中國均有巨大需求,將生產能力設在靠近客戶的兩個國家,有利其發展。與該戰略一致的是,擁有“一定數額的供應能力”也使美國的商業受益,他們可提高供應能力,以應對冠狀病毒等流行病的惡果。

    “對公司而言,投資于供應鏈的彈性是一個慎重想法,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維拉哈凡說,“考慮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大量人口穿行在各地的全球經濟中,我們未來肯定會遇到這樣的公共衛生危機,只希望不常發生。”

    麥肯錫(McKinsey)一份有關病毒大流行影響的報告建議,企業可通過多種方式“穩定其供應鏈”,例如,招募新供應商、增加庫存或投資于在線銷售在內的全渠道分銷。

    “所有這些都是緩釋風險的好主意,可能是有效的,不幸的是,多數要基于必須在事件發生前就做出的決定,”科恩說,“事件一旦發生,很難找到替代供應商,或重新設計產品、流程,或引入新技術。長遠來看,這都是值得做的大事。”

    科恩指出,成本、回報或風險間總是存在基本權衡,“這次會使天平傾向于試圖降低風險,這意味著,找到低成本生產商,給出你100%的需求訂單,現在看起來風險過大。與過去相比,企業可能開始希望對沖自己的賭注,擁有更多替代供應商。”

    另一可能性是,說服企業在本地采購更多的需求。科恩指出,制藥行業眼下面臨的挑戰尤其大,“絕大多數的活性成分都是在中國制造的。”

    然而,以增加新供應商降低風險,并非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企業)將面臨更大壓力,要求它們進行投資,并可能承擔更高采購成本,以便就這些供應中斷有更高的防范水平,”科恩表示,“這是有代價的。如果你要降低風險,吸收不確定性,就必須進行投資并付出對價。”

    就企業如何應對這些不可預見的風險,存在兩種觀點。

    “一是你試圖識別可能發生的風險,然而,若有人一直在編列一份潛在的風險清單,我不確定這次(COVID-19大流行)是否存在于這份清單上;另一種思路是,找出所有可能擾亂供應的不同因素。”

    費雪建議:“就以一個可能中斷你供應的假設而論,預防措施是,在庫存中保留一個緩沖庫存,或有多個供應源,且地理上分開;又或者,你可以兩者都做。”

    即便如此,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供應鏈癱瘓,卻是“所有混亂的集大成者”(Mother of All Disruptions)。“當全球都卷入其中,你如何做到供應上的地理緩沖?”費雪說。

    敏捷至上

    科恩認為,積極主動至關重要。

    “如果想為隨機風險的發生做好準備,你必須在事件發生前預先進行投資和決策,”他說,“你一定要借助這些投資來購買‘保險。然而,一旦事件發生,就像這次案例一樣,許多策略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實施;在這一點上,它們可能行不通。就一家主要供應來自中國的公司而言,很難找到替代供應商,也許根本就沒有,也許替代的供應商也被打亂了。”

    當然,也有例外證明卓越的供應鏈靈活性。

    費雪回憶,2000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市(Albuquerque),飛利浦電子(Philips Electronics)半導體工廠發生的一場火災,中斷了芬蘭諾基亞和瑞典愛立信的芯片供應,其制造的手機正要這些芯片。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飛利浦要數周才能讓工廠復產,諾基亞制定了一項應急計劃來處理危機。

    據報道,火災導致飛利浦的芯片供應中斷的兩周內,諾基亞“迅速重新設計芯片,加快項目進度以提高產量,施展公司力量,短時間內從其他供應商處壓榨出更多芯片”。那年,愛立信則損失近4億美元潛在收入,最終淪為日本索尼的一部分。

    維拉哈凡說,目前情形,為克服產能短缺,需要更多資金進行生產計劃和設備交付。以交通運輸業為例,就急需這些額外的資金,因為同時面臨供應和需求的制約。“我不確定,每一家眼下危機深重的公司是否有充裕資金維持數月,我確信,政府在某個時候必須發揮作用,這是肯定的。”

    維拉哈凡說,各國政府之外,還須有其他多方角色參與解決各種產品的短缺,幾乎如同“一場戰爭”。例如,路威酩軒集團(LVMH)——這家坐擁迪奧(Dior)、紀梵希(Givenchy)的法國香水和化妝品制造商,已決定調整生產線,生產洗手液,以應對法國此類物資的短缺。

    COVID-19大流行對供應鏈的惡果,也可能強化批評全球化的力量。“絕對,這會對整個辯論產生影響。”科恩說。

    “人們會按下全球化暫停鍵嗎?”費雪問道,“這種情況已經發生,成因眾多,包括與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關稅、貿易戰,以及英國脫歐。貿易中斷導致企業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應對全球化,基本會減少參與。”

    復蘇漫漫

    COVID-19大流行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將會有很長的余波。“供應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要花時間解決,”維拉哈凡說,即使產量回到100%的水平,向消費者交付產品仍會延遲數月,情況會一直持續到2020年秋季。

    因這些中斷要等長時間才能消除,企業“擁有(充足)資本度過這段停滯期”尤為重要。

    同時,中國似乎在反彈。“(我們)看到中國的部分生產和消費活力在恢復。”維拉哈凡指出,以蘋果為例,其在中國的42家門店已全部重新開張。

    已投資于供應鏈“風險緩釋”的商業機構,將能比其他產業更快恢復元氣。

    “企業之所以在全球各地保持這些網點,擁有多家工廠和多個供應商,正以轉移生產和采購來應對突發事件。”科恩表示,冗余建立在多元化的供應商基礎上,這促使更快的回彈成為可能,“就像購買一個真正的金融期權,你要么行使它,要么不用。”

    “全球供應鏈恢復的能力相當強。”科恩表示,許多企業已在裁員上做投入,以消化供應鏈沖擊帶來的風險。“我認為他們會很快反應,我會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一些地區取得的進展也顯示出樂觀跡象。費雪指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跟蹤的、關于COVID-19全球傳播的數據顯示,在中國湖北及其省會武漢(開始集中暴發的地區)達到高峰后,新病例數量急劇下降。

    快速的遏制表明,維持社交距離、自我隔離和測試是多么有效。

    那么,COVID-19大流行結束在望嗎?

    “如果每個人采取行動,確認誰感染病毒,迅速隔離他們,且采取目前正在采取的所有積極措施,那么疫情可能在一兩個月后結束。”費雪說。然而,如果人們只是回歸正常生活,不改變其生活方式或保持衛生,它可能會再次暴發。

    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可能遠不只是供應鏈。

    “這幾乎是我們所有人面臨的一個問題,都在思考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費雪說,“也許世界會變得不那么物質主義,或者消費者不再那么物質化。我們許多人擁有的物質財富,相比我們過上幸福生活所需的,要多出許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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