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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研究

    2020-04-30 06:42:45 法制博覽 2020年3期

    【內容摘要】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是我國司法制度改革進程中關鍵改革任務之一,受到全社會的大力支持及重視。因此,本文結合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案例,闡述了其中刑事辯護的突出問題,并對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解決措施進行了簡單論述。

    【關 鍵 詞】審判;刑事辯護;刑事訴訟法

    中圖分類號:D9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20)08-0133-02

    作 者 簡 介:張水英(1986-),女,廣東韶關人,廣東寶晟律師事務所,律師,研究方向:刑事辯護,民商事訴訟。

    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從本質上而言是保護被調查人生命自由權利的手段,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進程中刑事辯護人作用空間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重塑了公檢法律四方關系及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有效應用平臺,推動了司法領域公允嚴謹。但是,在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如辯護新風險出現等。基于此,對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問題進行適當探究非常必要。

    一、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

    (一)辯方的核查證據及舉證責任難度大,風險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明確了辯護人的舉證責任,但是現有法律規定并沒有對我國近幾年刑事犯罪量刑規范化成果進行充分吸收,導致辯護人舉證后,只有通過警方再次偵查才可以獲得證據,核查證據整體難度較大,且存在較大的舉證風險①。如辯護人在收集證人證言的過程中,因收集程序不規范或因證人主觀意念變動大,極易導致辯護人觸犯妨害他人作證罪而入刑。

    (二)監察機關干預辯護人會見

    《監察法》頒布施行后,案件同時存在普通刑事辯護與監察機關偵查交叉問題。筆者曾代理一名被告人同時涉嫌開設賭場罪和行賄罪的刑事辯護,監察機關在被告人涉嫌開設賭場案的審查起訴階段介入,并以被告人同時涉嫌重大行賄受賄案為由拒絕律師會見被告人,導致被告人無法及時獲取辯護的權利②。

    (三)公、檢、法對辯護人提出的法律意見不夠重視

    由于現階段公、檢、法與辯護人間未建立溝通機制,辯護律師普遍反映向公、檢、法提交的法律意見書,經常石沉大海,能得到相關部門反饋信息的少之又少,導致刑事辯護案件反復延期,甚至出現定性錯誤。

    二、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解決措施

    (一)細化辯護方證據核查及舉證標準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證據核實證據的時間為“自刑事訴訟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其涵蓋了除偵查階段的審議查閱起訴、審議判決兩個時間段。因此,在舉證責任核實確認時,辯護人就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在偵查機關立案且收集證據后,于審議查閱起訴、審議判決兩個時間段進行證據核查驗證。同時考慮到刑事案件進入審查起訴后,偵查已經結束且證據已收集完畢,辯護人對刑事案件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罪名認證也具有了階段性認識。這種情況下,辯護人就需要從辯護視角入手,向犯罪嫌疑人核實公訴機關所提供證據資料。

    “核查證實”從詞匯含義上進行分析其具有中性特點,需要對同樣的事實存在兩種或者多種信息進行仔細對照考察、審核屬實。從客觀上而言,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工作中的“證據核實”不僅在廣泛意義上特指公安、檢察機關、司法機構辦案人員與辯護人或者代理辯護人在案件處理中的工作手段,而且特指偵查活動終結后起訴審議查閱、審議判決階段,辯護人、審判者或者檢察機關依法進行證據核實的一項活動。根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相關要求,在審議查閱起訴階段,辯護人或者代理辯護人應在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所收集或者移送的證據的基礎上開展。即在將控方舉證責任告知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后,通過庭外征求意見、或者當庭質證的方式,對證據或者補充證據進行調查核實。

    關于辯護人的舉證責任問題,筆者認為,除了通過向公安、檢察院、法院提交書面的法律意見書要求補充偵查證據以外,應當對辯護人舉證的條件和程序予以明確規定,以便辯護人能及時掌握并收集對查明案件事實有利的證據。同時為了保障辯護人的合法權益,在辯護人按照相關要求和程序舉證后,公安、檢察院及法院應當及時審查證據并依法作出認定。

    (二)合理處理普通刑事辯護與監察機關偵查案件交叉問題

    2018年3月20日公布并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賦予了監察委對職務犯罪案件調查區、留置權,涵蓋了由公安機關管轄部分罪名、由檢察機關立案管轄罪名或者其他公職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一般犯罪,但是現行《監察法》并沒有賦予被調查人辯護的權利,嚴重限制了辯護人作用空間發揮。因此在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過程中,如何化解普通刑事辯護與監察機關偵查案件出現交叉時的矛盾和沖突,就成為當前刑事辯護人面臨的主要問題③。

    《監察法》第34條規定:“被調查人既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又涉嫌其他違法犯罪的,一般應當由監察機關為主調查,其他機關予以協助”,即明確在普遍刑事偵查與監察機關偵查交叉時,應當以監察機關偵查為主。由于監察機關偵查階段屬于保密階段,因此辯護人無法獲悉相關信息,尤其監察機關認為普通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調查人)不適合律師會見時便可能會干預律師會見。

    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在監察機關建立溝通機制,即允許律師向監察機關提交相關書面材料(如法律意見書,征詢函等),即在辯護人接受委托介入刑事案件后,應結合法律或者案件事實,向監察機關反映相關情況,并以法律意見撰寫的形式,向監察機關提出恰當的意見,以便律師能及時行使辯護權。

    同時,辯護人還可將法律服務前置,在監察委調查及留置措施采取之前,為被調查人開展法律服務。即加強警示教育、法制宣傳,向公職人員、企業家提供刑事法律風險防范培訓及法律咨詢,促使其預先了解監察機關辦案規律。若被調查人已被留置,或者已被調查,則辯護人可以主動聯系被調查人家屬,在合法財產、涉案贓款贓物區分的基礎上,就可能被凍結、查封、扣押財產處理發表法律意見。鼓勵被調查人主動認罪、認罰,或者協助被調查人提出申訴,以便保障被調查人辯護權的有效行使④。

    (三)構建公、檢、法與辯護人材料登記制度

    針對律師向公、檢、法提交的法律意見書不受重視問題,除目前已執行的由區域律師協會為依托,由律師協會與公、檢、法構建溝通機制,在公、檢、法建立律師駐點工作室外,還可由區域公安局副局長或局長代表公安局、司法局副局長或局長代表司法局、法院副院長或院長代表法院、律師協會會長代表律師協會,在四方協作會議中進行合作框架協議的制定。在協議內容規劃時,需明確規定區域公安局、律師協會每年就共同關注有關法律事實、社會管理、重大政策、刑事辯訴等熱難點問題、或者新類型問題,進行適時交流溝通,協同開展刑事犯罪調查研究,并根據調查情況,不定期召開協作會議,及時解決新情況、新問題。

    同時,筆者還認為,應當在公安、檢察院、法院建立材料登記制度,即公安偵查機關、檢察院審查部門、法院審判部門對辯護人提交的書面材料(包括法律意見書、征詢函等)進行登記,并及時將審查結果及時反饋給辯護人,以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減少錯案發生,有助于和諧法治建設。

    三、總結

    綜上所述,為充分保障被追訴人、刑事犯罪嫌疑人在法律法規范疇內權益不受侵害,應加強對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的重視,結合司法實務處理需要,貫徹權威性、公允性、正義原則,更新司法庭審標準,重塑公檢法律四方關系,落實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在刑事庭審裁議判決中有效應用要求,保證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工作的順利開展。

    注釋:

    ①江贊.辯護人介入導致翻供且出現反證的預防、應對和證據審查——以韋某受賄案為視角[J].中國檢察官,2017(2):61-64.

    ②宋陽,宋春波.新刑訴法背景下監察權與檢察權的程序銜接[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2-12.

    ③鄭永生,周紅亞,魏韌思.改革背景下檢察機關補充偵查權的行使與完善[J].犯罪研究,2019(3):23-25.

    ④顧永忠.以審判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辯護突出問題研究[J].中國法學,2016(2):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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